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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桩看似寻常的银行不良资产债权拍卖，却因多重程序异常与特殊身份关联，演变成一场牵动公众神经的司法清明追问。

据澎湃新闻报道，2021年3月22日，山东临沂河东农商银行一笔6000万元的不良资产债权在中拍平台拍卖，开拍前8分钟起拍价被临时下调2000万元，延迟三个多小时后仅用2分8秒便由唯一竞买人以起拍价拍得。而拍得该债权的山东龙润公司成立仅两个月，无实际经营、无社保记录，其实际控制人孙德珍的丈夫张庆林，当时正在负责该起拍卖相关案件执行的河东区法院办公室工作，目前任该法院技术室主任。

上述债权转让后的被执行人认为，孙德珍系该案的执行法院“政法干警关联人”，违反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中关于“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受让主体”的禁止性规定。被执行人以此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确认临沂河东农村商业银行与龙润公司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无效。

面对质疑，张庆林回应称对妻子生意“从未参与，也不知情”，临沂市兰山区法院也以“核实张庆林不知情”等为由驳回起诉。然而，从报道内容来看，这起拍卖集中存在多重异常，当事人的“自证清白”与法院的形式审查，似乎不足以解开公众的多重疑问。

首先是拍卖程序的疑问。在这起拍卖中，起初平台显示的起拍价（保留价）为6000万元。在开拍前8分钟，拍卖师将起拍价下调至4000万元，降幅达33%，但未重新公告。依照法律规定，虽然委托人有权要求拍卖人保密保留价，但既然起初公布了保留价，修改后理应也公告，否则涉嫌剥夺潜在竞买人的知情权。

更令人费解的是，公告明确拍卖时间为2021年3月22日上午10时，实际却延迟至13时02分才开拍，这一延迟同样未予公告。而拍卖过程仅持续2分8秒，唯一竞买人出价一次即以起拍价成交。对于一笔数千万元的不良资产债权，这种“秒杀”式交易显然有点违背常理。而且，据被执行人指控，交易双方在未付清款项、无成交确认书的情况下，于拍卖当日即签署了转让协议。

上述临时降价、延迟开拍、唯一出价、瞬间成交的一连串异常情况，正是被执行人质疑存在“先定后拍”“暗箱操作”嫌疑的重要理由。

其次是身份冲突的疑问。如前所述，被执行人对孙德珍的受让主体身份提出质疑。尽管当事银行提出自身不属于国有银行、不适用相关规定，但这一技术性抗辩无法回避实质拷问。张庆林作为河东区法院工作人员，其配偶在自己所在法院执行的案件中拍得债权，无论张庆林是否“知情”，都可能构成利益冲突和回避事由。

再次是司法审查的疑问。报道显示，“兰山区法院在裁定中称，经核实，2019 年至 2021 年，张庆林在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负责后勤管理工作。张庆林出具说明，对涉案债权转让不知情、也未参与。”看起来，对于张庆林对配偶获得拍卖标的是否知情、有没有参与，法院的裁定依据主要是张庆林本人提供的情况说明。在上述拍卖过程疑点及张、孙二人明摆着的关系面前，这一裁定结果显然难以让被执行人诚服。

司法公信力的维系，从来不靠当事人的自我辩解，而靠制度的刚性约束和权力的规范运行。对于这起存在多重疑问的拍卖事件，公众有理由要求一个超越“自证清白”的权威调查。所幸，最新消息显示，临沂市委对此高度重视，已责成市委政法委、市中级人民法院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，开展调查核实，对发现的问题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。

期待真相早日大白于天下，相关各方的正当权利得到保护，司法的公信力得到维护。这不仅是对一起存在疑问的拍卖个案的“澄清”诉求，更是对程序正义与权力廉洁的深切期许。

（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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